与我分道扬镳的除了儿时伙伴，还有《读者》
文、图丨年猪之猪
从前的网红凤姐说自己博览群书，从小就阅读《知音》、《故事会》，我想起我小时候的启蒙读物《读者》杂志。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，《读者》就住在“知音”和“故事会”的隔壁。
最近看到余杰一篇文章，提到如今的《读者》已经面目全非，“《读者》几十年来一点一滴地养成的尊重和敬畏文明的特质，在一夜之间几乎荡然无存。”粗鄙的、文革式的、杀气腾腾的文字堂而皇之出现在《读者》上”，再也不是那本敬畏文明，充满诗性光辉的杂志了。
作者感叹说，《读者》曾经为他的少年时代“打开一扇通往诗意人生的窗户。而如今，这本杂志完成了从拥抱文明到向野蛮下跪的转变。字里行间满是怒其不争的遗憾。我理解这种遗憾，带着怒气的遗憾。毕竟，在物质与精神同样匮乏的年代，《读者》曾经启蒙了一大批农村的孩子，小镇青年。而我，是其中之一。
小时候，我没有比《读者》更高级的读物了——除非你认为琼瑶岑凯伦的言情小说，雪山飞狐等武侠小说也是高级读物。我读到的第一本《读者》杂志还是我的初中同学带到学校里来的——真好，上面有很美的摄影，感人的故事，名家的散文、诗歌......一扇文学的窗户就这样向我打开了。我特地购买了笔记本，用来摘抄《读者》上的经典句子和段落——这与如今的语文老师给孩子们布置作业，让大家在书籍上去寻找所谓好词好句不同，我是自发的。
每一期《读者》的封底还都有一首彼时最受欢迎的歌，那些歌我也很喜欢，一有空我就把它的简谱抄在笔记本上，这样我就可以用笛子吹奏它。
初中时期，我总是借同学的《读者》来看，看过就要还回去。心想，如果自己什么时候也有一本，那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。后来上高中了，身上有一定数量的零花钱，开始自己到镇上的书报亭去购买。可是，你们知道吧，当时《读者》是一本非常受欢迎的杂志，一到货，就有很多小镇青少年去“抢购”，我常常怀着激动的心情去，却空着手垂头丧气的回来。
后来，我得知我们班的英语老师L每年都会订阅几本杂志。便去拜托他帮我订阅《读者》。从此以后，就再也没有错过了。我和L一直持续着友谊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学时代他“帮了我这一个大忙”。每个月《读者》杂志寄到后，L在上英语课的时候，就默默把杂志放在我的课桌上。我怀着感恩的心情，努力把英语学成了一个“中不溜”的水平。到了大学过四六级很顺利，大概还得感谢L帮我订《读者》。
读者杂志上的名画
高中时期，在《读者》上看到贝塔斯曼书友会的广告，我加入了。那时起，我的读物才开始丰富起来。《读者》不再是唯一，但却依然特别。就像在外面有了大餐吃了之后，还是怀念家乡的小菜。
我对《读者》的喜爱一直持续到大学，只是，这时候我已经很少购买了。想看一看的时候，就去阅览室。随着阅读量的增加，读物的丰富和易获取。毕业之后，我便很少阅读《读者》了。但是我家的书柜，一直给《读者》留有位置—我把中学时代的一部分《读者》竟千里迢迢带到了乐山。
就是今天，此刻，《读者》们依然很好地躺在那里。
《读者》曾经热情洋溢地拥抱自由、宽容、美和人道主义，《读者》提倡的审美和生活方式，《读者》推崇的那些作家可能今天依然在影响我，我不用刻意捕捉它，但我想它是存在的 。
我没有去核实今天的《读者》到底怎样了，是怎样庸俗不堪的一个“宣传阵地”。我想起来的，《读者》依然是我的老朋友，尽管我猜到了它今天宣扬的价值观。我不去看，我害怕余杰说的完全属实，我不想破坏这本杂志留给我的美好回忆。
对如今《读者》的转变，我们本来也不该大惊小怪。现在可是一个新时代啊，与人人怀念的80年代不同，与我热爱《读者》的90年代也不相同。那么多书籍，杂志，报刊和文化名人都成功实现了转型或者告别，凭什么《读者》可以“一意孤行”、顽固不化呢？
我与儿时的伙伴都分道扬镳了，《读者》可能也在走它自己的路吧，所谓背叛了几十年的传统和初衷，可能是余杰先生装外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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